胡适与章铁民、汪静之就 “伯兮论战”问题的四通信件

程福如
微信版第1961期

1928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内，开展了一场持续三个月之久的关于“伯兮问题”的论战， 主角是陈钟凡、章铁民、汪静之等。后在校长郑洪年的干预下，战场移至校外。鲁迅、曹聚仁等都就此发表了文章。该事件逐渐演变成民国年间较为著名的文化论战之一。胡适得知此事后，与章、汪二人互通了两次信。
一、缘起《中国韵文通论》
时任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陈钟凡， 于 1928 年出版了一部《中国韵文通论》，其中有一篇点评《诗经•卫风•伯兮》的文章。伯兮诗是写一名女子因思念远征的丈夫而每日懒于梳妆，表达了一种“女为悦己者容”的情感。
点评者陈钟凡认为，诗中所写的女子是个“粗人”。他的这一论点，引起了时任暨南大学出版课主任兼教员的绩溪人章铁民及另外一名绩溪籍教员、白话诗人汪静之的反驳。一场学术论战就此拉开序幕。
论战主角章铁民，字造汉，绰号“阿灰”， 笔名古梦，安徽省绩溪县湖村人。1899 年生于浙江淳安桥西镇。1919 年考取北大数学系。1919 年北大音乐研究会成立，章铁民是蔡元培手下名列第二位的主任干事。同年，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 17 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的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章铁民又是互助团一组的负责人。他还先后在上海、湖南、青岛、海南等地的十多所大中院校任教。1938—1945 年，出任黄埔军校国文教官。1958 年因“黄埔任教”经历的牵连而在海南去世。
二、章铁民、汪静之与陈钟凡的公开信及相关文章
1928 年《暨南周刊》第 3 卷第 1 期上， 刊登了主编章铁民的《谈周刊发表青年文艺问题并论偏见》，认为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中说《伯兮》诗写的是一位“粗人”的观点不对。
紧接着，《暨南周刊》第 3 卷第 2 期上， 就发表了《陈钟凡来信》，回复章铁民说“粗人”二字，原意是“粗疏的美人”。第 3 期同时刊登了汪静之的《伯兮问题我见并质陈钟凡先生》和陈钟凡的《答汪静之先生“讨论 < 诗经•伯兮> 问题”的信》。汪的信中表示，“诗中之主人只是一个人，无所谓粗，也无所谓美，怎可在‘人’字上面凭空捏造加上‘粗’ 字或‘美’字呢？陈先生一则曰‘粗’，再则曰‘美’，究竟粗在哪里？美在哪里？粗与美两字之间书的一千里之遥，岂可随意调换？” 陈钟凡在给汪静之的信中指责说：“我自己的偏见，实在觉得，一说‘粗人’不错，再说‘粗疏的美人’更加不错。不过你和章铁民一不解再不解，一捣乱再捣乱而已。”

在《暨南周刊》第 3 卷第 5 期上，时任暨南大学校长的郑洪年发表了《郑校长训词》，表达了校方对陈钟凡的看重与支持。随后，将章铁民和汪静之解聘，校内的纷争就此平息。同年 10 月，章铁民在上海另一文学刊物《大江月刊》上发表了《伯兮十讲》，愤而直书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正视听。
这一场大论战，引起了鲁迅先生和暨南大学另一位教员曹聚仁的关注。1928 年 11 月 15 日，鲁迅写了一封答记者信，刊登在《大江月刊》第 2 期的“通信”栏，表示反对陈钟凡的观点。曹聚仁作为陈、章、汪的同事，相当于做了一次和事佬。
三、胡适与章铁民、汪静之的互通信
1929 年 4 月 3 日，胡适以“铁民、静之： 今天，偶然看见你们讨论‘伯兮’问题的许多文字，我很感觉难过”为开头，写了一封约500 字的信给章铁民和汪静之。信中，他不客气地批评了二位老乡，指出“那人自己认错了，这便是已达到驳论的目的了，还有什么话说？……还要喋喋不休，这便是目的不在讨论是非，而是攻击个人了”。

1927 年 11 月章铁民在上海暨南大学与汪静之、章衣萍等创设文学社团——秋野社时的合影，前排左三为章铁民，左一为汪静之，右一为章衣萍
章铁民接到信后，感到十分委屈，于同月14 日回了一封约 1500 字的信为自己辩解说： “对于‘伯兮’问题，我早就不想拖长……但他（指陈钟凡）认错之后，在我们还不曾预备喋喋不休之前，又这么来了一下‘胡老大哥谈粗人’。这句诗写的疏略不经修饰的一个女人而已，并不是说他是鄙陋不堪的丑人。不过现在把粗字全当鄙陋解，那就不合原意了……’ 陈钟凡不但不肯认错，还归过于现代人不会解释粗字……又来了一下，说‘一不解再不解， 一捣乱再捣乱而已’……因讨论而骂人捣乱， 是一种卑污的手段，尤其觉得汪静之那种纯然辩白是非的坦率的态度，不应该接受这种蛮横的恶声。同时我还抱着一种义愤，觉得中国的古文学被许多假古董和新顽固任意蹂躏下去， 是民族的大损失，而陈钟凡便是我目力所能发见的一个下劲蹂躏古文学的邪魔……我不曾等待自己心平气和下来，也等不及选择使读者感不到厌恶的文名，写了一篇混合着驳论和恶谑的《伯兮问题十讲》在《大江月刊》上发表。我只希望我的文字能够代表一部分的读者和自己的愤慨，我相信自己的态度是光明的， 却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及其他。”
胡适收到回信后，于 4 月 20 日再次写了封短信给章铁民。在这一封信中，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仍然劝章、汪从此事中退出，说： “陈先生的第二信，确有强辩之嫌……所以我劝你们休息休息吧……有许多事，大可一笑置之，不值得太使蛮劲。”
章铁民又回了一信，约1650 字。信开头说： “你这信略微使我心平一点，因为你也不客气地承认了陈钟凡有‘强辩之嫌’。”紧接着， 写了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又写了许多关于陈钟凡先生反对白话文教学之类的话题。
胡适在第一封信中就写明，“这封信是不预备发表的，但如果你们愿意发表，那是你们的美德，我也不反对。”倔强的章铁民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随后就将往返四通信统统送去《语丝》上发表了。
四、结语
通过对“伯兮问题”往来信件的梳理，可以发现，这次纷纷扬扬的论战，可算是白话文运动的余波。
论战主角章铁民，虽算不上白话文运动中的骨干，但他于 1919 年在白话文运动的核心地北大就读，又是胡适的学生兼同乡，可以说他当年就是胡适的一个小跟班。他也曾创作过不少白话诗歌。这些都说明他是白话文运动的极力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
论战的另一位主角汪静之，曾因白话爱情诗《蕙的风》暴得大名， 他在白话文运动中的表现勿庸赘述。当年鲁迅先生也是大力支持他的。

而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陈钟凡，原本就是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在该论战发起之前，陈钟凡、章铁民、汪静之三人之间就曾因情爱文学能不能作为教材的问题有过激烈交锋。起因是章铁民和汪静之将《西厢•哭宴》作为国文教材。陈钟凡认为那是“淫书”，批评他们用作教材是“捣乱”。接着向学校当局提出要尊孔读经，禁止高中学生读白话书，要把初中的白话教材缩至十分之一以内，要把兼教文言、白话的教员通通辞掉， 而以丝毫没有章铁民、汪静之之流那种恶气味的人来补充……从陈钟凡对待白话文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保守，内心是不接受白话文运动的。在本次论战中，陈钟凡又认为章、汪是“一捣乱再捣乱”，所以，这是复古派与白话文运动先锋派之间的争论的继续，彼此的立场针锋相对，两派之间很难达成共识。
通过对这次论战往来信件的梳理，发现这是民国年间“绩溪人才群”的又一活动轨迹。三位绩溪同乡在这次论战中的观点鲜明。胡适致信章铁民和汪静之，劝他们息战，看似有所批评，但处处流露出老大哥关心小弟的深厚情谊。胡适从不与人作无谓论争的温润如玉个性也在信中展露无疑。而章铁民耿直、倔强、不服输的形象更是呼之欲出。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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